一位90后阿斯伯格女性，在北京生存的十年 | 人间
人生不会自己好起来，你只能在被踩扁之后，一点点把自己捏回原来的形状。 配图 | 《平凡的荣耀》 2025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门诊获得了一张“ASD可能性大”的病历，我的人生自此多了一个注脚：阿斯伯格人士。 这一年，是我来北京的第十年，我32岁。 直到这一年，我才终于知道，那十年里所有的格格不入、所有的沉默、所有的崩溃，都有一个名字。但在这之前，我先学会的，是把它们当成我一个人的错。 那十年，是这样开始的。 2015年，刚毕业的我海投简历，进了北京一家口碑营销公司。老板姓方，大家都叫她“方姐”。她有十七年工作经验，我于是暗地里叫她“方十七”。 方十七很喜欢把我关小黑屋训我话，从一寸光阴一寸金，到父母不应该把我保护得太好，再到性格决定命运。这些话都像一锤锤榔头，打掉我的牙，我不解释也不争辩，只是把牙一颗一颗往肚子里咽。 其实刚进公司时，负责带我入行是瑞姐，但她那阵身体不太好，经常请假，我因此时常听令于方十七。瑞姐会带我做项目，在我做得不好的时候鼓励我、在我表现好的时候夸赞我，她给予我极大的信心。瑞姐时常休假的半年里，我一直在等待她回到公司，可后来，她干脆不来公司了，最终悄无声息地离职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了，她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只在阳光下折射出一抹彩虹色，便“噗”地一下消失了。 瑞姐是公司里的“首席”，方姐没了她，仿佛提前进入更年期，非但拉我进小黑屋训话的频次更多，连工资也开始拖欠不发。 那是拖欠工资的第四天，我没有钱吃饭，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工位上，饭点的时钟寂静地走着，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我当时的月薪到手只有不到3000元，房租1500元，剩下的钱在给我的猫咪买品牌猫粮、我自己吃饭后，几乎剩不下来。我在北京没有朋友，是孤身闯荡，我和家庭的关系也一般，妈妈甚至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因而，我无处求援。 这种饥饿，延续到我点进支付宝，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支付宝可以贷款。世界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生的大门，我当机立断点了一份外卖来吃：西红柿炒鸡蛋、上海青和米饭。我吃得狼吞虎咽。 “吃饱饭整个人都有精神了，回想刚才饥不择食的样子够辛酸。也许是因为我太心软、太懦弱。”我在日记里写道。 2016年6月，方十七拖欠工资的3个月后，我离开了这家口碑营销公司，裸辞。在找工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人模人样，从来不穿裙装的我给自己买了件天蓝色水洗连衣裙。白天，我穿着连衣裙在外风尘仆仆奔走面试，晚上回来把连衣裙洗了晾干，第二天白天继续穿。 我当时有很严重的社交障碍，常常在人前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因而，面试并不是很顺利。最终的结果是，我熬了两个通宵写出的影评稿，终于为我换来了一家影视新媒体营销公司的offer。 这家公司里，我的直属领导是鹰鹰。她面试我时，说话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像极了我一个大学学霸同学，这给了我天然的亲近感，她不苟言笑的模样又平添一丝威严。 面试时，总是鹰鹰在说，她告诉我她需要有深度的影评类稿件，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水稿。她没有问我为什么身为一个浙江人不在富庶的老家发展而是要来北京，没有问我对岗位职责的认知，也没有要求我阐述个人未来发展规划，只是给了我一个开放式的“作业”，让我写好影评，发到她的邮箱里。我想，这是我的侥幸。 我的社交障碍在入职不久后就暴露了——我在回答问题时总是很慢，也许是因为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平日里又几乎不与人交流，话到头一时语塞，反应就变慢半拍。 人事大姐“二哥”，是第一个点破的。她平日酷爱英语，一天她问我：“小敏，你有英文名吗？我给你起一个吧！” “好，啊。”我慢吞吞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就叫你Flash吧，闪电。”相熟的同事听后，学着《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发出“哈，哈，哈”的笑声。 二哥笑着说：“看小敏的状态，和闪电真是一模一样呢。” 好巧不巧，瑞姐也给我起过“闪电”的外号。闪电就闪电吧，能给公司带来欢乐，我心里是开心的。 鹰鹰是青海人，90后，有着一双美丽眼睛。我曾这样形容过她的眼睛：那双旷世净美的眼睛，像青海湖畔孤傲的嵩草，清澈、精神，像神话一般美丽。 可她的眼神却如鹰一般精准，错别字、哪个词语搭配有问题，她都能给揪得明明白白。 我刚入职时，负责运营一部暑期档电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天要写一篇推送，推送发布之前要给鹰鹰审核。鹰鹰总能精准地发现每一个微小的错误，而那时，任何错误对我而言都如同凶残的敌军，我坚定地认为，一点点细微的纰漏都能将我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我对鹰鹰又爱又怕。 还好，我在电影营销上总算是颇有天分。从入职到2017年年中，我一直在给不同的电影项目写宣传稿件，我的稿子篇篇一稿过，我由此在这家影视营销公司获得了众星捧月的地位。为此，副总素素和总经理张总没少在群里发红包，并且指明要求我来领。素素甚至决定专门做一个夸电影的账号，和其他电影类的头部账号有所差异化，由我来做
